战火中的象牙塔：纪录电影《同学们》与抗战华南教育秘史

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的抗战时期岭南大学“怀士堂”。片方供图

顾蕾至今记得一棵树。那是她在广东韶关莲花山脚下一个村庄里看到的。当时，为了寻找仲元中学的办学旧址，她与团队成员在村庄附近勘了一天景，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学校的具体位置，直到走进那个村庄。

第一个遇见的人大约七十多岁，顾蕾一问，对方竟然知道位置，他的叔公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者。遗憾的是，仲元中学的办学痕迹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那棵树。或许，用枯树根形容它更为确切。顾蕾很感慨，它一定见证过当时许多惨烈的场景。

2024年6月，历时三年、中间换了三个拍摄团队制作而成的纪录电影《同学们》上映。影片讲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众多华南院校迁往粤北山区办学的故事，掀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

作为影片的策划和编剧，顾蕾在2019年才了解到这段历史。此前，她曾被邀请参加广东省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成立大会，成为其中一员。志愿者们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广东省内的古驿道古迹，进行抢救、修缮和活化。

在志愿者们发现这段历史后，顾蕾不时收到后来成立的专门考古工作小组发来的相关资料，慢慢厘清了这段历史的脉络。之后，她参与制作了纪录片《烽火逆行——抗战时期粤北华南教育史全纪录》。对于此次同题材纪录电影《同学们》的制作，顾蕾觉得，这是一种能让这段历史实现公众关注最大化的传播方式。

影片总制片人黄海波也是四年前才了解到这段历史的，“没想到这么多对后来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界、文学界、科学界、教育界的大家，在这里就这样过着清贫，有时候是危险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是高尚的，清雅的，不时还有幽默的，充满着智慧的山区教育生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那一时期，华南地区约有三十多所院校搬迁至粤北韶关坪石、曲江大村等地。偏远的粤北山区，一时间汇集了诸如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等一众名校，以及王亚南、卢鹤绂等名师大家，粤北也成为了彼时华南教育研究的中心地带。

据统计，在最早一批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至少有十位在韶关坪石执教或学习过。1940-1945年，在众多搬迁至粤北的院校中，仅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两所院校，毕业于粤北的学生就有将近六千人，许多人在后来各自的领域中都颇有建树。

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的场景，抗战时期中大图书馆宣传条幅吸引青年学子的目光。片方供图

在黄海波看来，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惑虽与当年不一样，但依然有产生共鸣的地方，“就是在面临困难时候的抉择”，他说。

顾蕾一开始就将影片的主要受众确定为年轻人。有一天她和导演聊天，聊起片名，对方开玩笑说可以叫“同学们”。她一听，觉得这个名字直接，也契合影片内容，当下就确定了下来。片中不仅有同学，也有大量的教师，“‘同学们’，它既是老师对同学的称谓，也是以同学们的视角（看）在当时经历了什么。”顾蕾说。

影片的英文名是“lifegoeson”，意为生活在继续。采访过程中，顾蕾多次提及这句话，在她看来，这是当时师生们的一种坚定的生活态度，无论发生什么，都坚信有美好的未来，“人们的生活都在继续，生命的美好、生命的力量，也在继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粤北去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与妻子在众人劝阻下坚持回国的场景。片方供图

作为首批迁往粤北的院校之一，中山大学的搬迁过程几经波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位于广州石牌的中大校园遭到多次定点轰炸。隔年，广州沦陷，学校奉命紧急撤离，师生们带着仪器、设备，辗转至广东罗定、广西龙州和云南澄江等地。

离开广州时，时任中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决意将馆内藏书一齐搬离。他深知，图书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抗战前，中大馆藏图书接近30万册，1937年广州遭遇空袭后，杜定友已将一些珍贵古籍先行移存至香港九龙货仓。

此次，学校批下200元经费——一笔只够购买67个木箱的钱。如果要将馆内图书全部搬迁，需要约1200个木箱。杜定友只得自己设计制作。他号召馆内员工将门、桌子等拆解下来，制成一种多功能箱子，打开可作为书籍陈列架，亦可作桌凳。

最终，299箱、约5万册图书得以西迁，剩下的约20万册图书，则散佚、凋零在炮火之中。杜定友深受打击，写下这样的文字，“余职司典守，呵护无力，罪该万死，回想前尘，不禁老泪纵横，哭不可抑”。

澄江两年，中大师生的生活也并非安稳。米价上涨、百物腾贵，当地一度流行瘟疫。而在粤北，广东省政府已搬迁至韶关。将学校迁往粤北的呼声在师生间渐渐高涨，随着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迁校变得刻不容缓。1940年9月，代理校长许崇清率师生启程，前往韶关。

他的儿子许锡挥后来回忆，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父亲将此次搬迁至坪石“看作是重返前线”。在《告别澄江民众书》中，许崇清也这样写道：“本校员生，虽遄返前方，但精神及意志与后方民众，当力图密切联系，使救国工作，更易发生效力。”

北迁的院校同样维系着一批追随而来的师生。1941年，中大给学生发放入学指南，提供了五条前往坪石校区的路线，内容涵盖车次、票价、需要躲避空袭的时间等。指南里还乐观地写道：“抗战以后，由于广大的土地失守，大小的城池沦陷，使大家饱尝流离的滋味。可是从另一意义上看来，却使大家成为极有经验的旅行家了。”

日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本立，也在其祖父的支持下，返回粤北求学。他清楚地记得，姑姑给他联系了从广西八步出发的卡车，半路得停下过夜，隔天等他睡醒，差一点就赶不上车。“不容易的，”他说，那时他才十几岁，“自己一个人跑那么远，很惨。”到了桂林，战火中的象牙塔：纪录电影《同学们》与抗战华南教育秘史他又遇到大轰炸，侥幸逃过，在火车站买到了去粤北的火车票。当时满目疮痍的场景，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觉得“刺激很大”。

而在大洋彼岸，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也决意回国。当时他正处蜜月期间，除了妻子，周围同事都劝他留下，但夫妻俩仍坚持回国。在香港乘机前往粤北南雄时，考虑到海关规定每人只能携带20公斤行李，而他的书籍、资料等远超限额，妻子在出发前想了个主意，给他的大衣缝了许多口袋，将书籍和科研资料塞进去。

过关时，行李没超重，但他怪异的走路姿势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解开衣服一看，里面都是书。那时候，大多数人带的都是黄金珠宝之类值钱的东西，很少像他这样带书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直接放他们过关。

“生活上的艰苦、物质上的匮乏，都没有让他动摇。”顾蕾说。黄海波也思考过，“当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选择？”在他看来，当年这些师生，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初到粤北的日子，百废待兴。中大的教师们有的租住当地百姓的民宅，有的直接利用当地的祠堂、寺庙开展教学。另外，学校还新建了多座宿舍及校舍，基本上是由当年学校工学院教授虞炳烈操刀设计。承建方是当地的农民施工队，建材也取自当地，杉树皮为屋顶，竹片为墙壁。

中大1943级中文系学生龙婉芸回忆，当时她们住的是双层辘架床，床是由几条插在地上的木柱子支撑，再用两张合并在一起的木板搭起来的，几十个人住在一起。课桌也是由木柱子和木板制成，表面未经处理，很是粗糙。

日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当时在粤北的华侨第三中学就读。她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吃的是大箩筐里装的红米饭，碗里大约四分之一是霉豆，菜不够，就用盐下饭。每十天有个加餐，只是薄薄的两片肉。洗澡是在离宿舍不远的河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求学之路。

“生活在继续”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卢鹤绂在古庙用英文讲授核物理等课程的场景。片方供图

回国后的卢鹤绂任中大理学院教授，居住在韶关坪石的塘口村，房间狭小、布满蜘蛛网，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备课，他也从未抱怨。孩子出生后，卢鹤绂更加忙碌，他背着孩子劈柴、做饭，忙完家务，便专心致志地做起研究。

那时候，他的上课地点在坪石塘口村的一间古庙里。在青灯古佛旁，卢鹤绂采用全英授课的方式，给六个学生讲授了核物理、量子力学等前沿课程。夜里点着油灯，他完成了《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一文，第一次向国人介绍并预言原子能的巨大潜力。

作为《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之一的王亚南，也在简陋的课室里给学生讲起了高等经济学。一开始，王亚南以《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作为备课底本给学生上课，他觉得，既然课程名称是高等经济学，讲课内容一定得高深，才能获得学生认同，出乎意料的是，学生反响平平。

意识到问题后，王亚南将经济学相关理论与国内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讲授。这样一来，学生都很感兴趣，连农学院经济系的同学都过来蹭课。在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也越发深入，不断触发王亚南新的思考。

“不论回答是否及格，我像经常地被安置在被考试者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的意义。”他说。随着讨论内容的深入，他的讲稿也随之丰富起来，后来结集出版成《中国经济原论》，这是最早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著作。

同样在粤北这片土地上，音乐家马思聪孕育出了《F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与《第一交响曲》两部传世之作。将近半个世纪后，画家许幸之仍然记得和马思聪在韶关坪石的一次森林之旅。他们在那方绿色天地中漫步，从诗歌、图画，聊到音乐、戏剧。重新走出森林，迈向归途时，山谷间已悄然弥漫上雾气，夕阳西下，余有天边一抹红云。

“那个时代他们是没有闲着的，他们在每个行业里都在不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要么教书育人、要么搞研究，”黄海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做自己的本分工作，我们看到的就是尽本分的结果。”

“自由、开放”，黄海波这样形容当时粤北整体的学术氛围。交流不仅在教师间产生，校与校之间也经常共享资源，例如图书馆、仪器设备的共用，彼此之间借调专业教材等，都是常事。

尽管学校的教学节奏和系统被形势打乱，但学校之间也因此发展出一种借读制度，学生可以申请在其他学校借读，以完成学业。当时岭南大学的校长李应林，还特意写信给中大，请求允许部分学院的学生在中大借读。据统计，1941年的前两个月，中大法学院的借读生就有42名。

1942年9月，岭南大学所在的粤北曲江大村，迎来了东吴大学。此前，他们已几经辗转。在李应林校长的主持下，岭南大学将部分宿舍借给东吴大学的师生们暂住。为了帮助后者尽快开课，岭南大学还允许学生“来校搭课，两校教授也互任课程”。

在顾蕾看来，这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相互守望、同舟共济”的情谊，尽管外面的世界烽火连天、动荡不安，但是在粤北偏远寂静的山区中，师生们能拥有一段相对平稳、纯粹的学术时光，实属不易。

有岭南大学的学生在晚年回忆录中，怀念那段守望相助的日子，回忆录中写道，“大家都是来自各方，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可是分不出谁是将军富豪的儿女，谁是一贫如洗等待接济的学生。战火的洗礼，使我们亲如手足，相互照顾。”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即使是在艰难的求学岁月里，他们依然能找到某些确幸。除了跑步、体操、单双杠等体育锻炼外，他们的文艺生活也很丰富。

讲古大师张悦楷在岭南大学求学期间，和同学们合作编写话剧《罗宾汉和白雪公主》，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还曾被邀请到坪石培联中学表演，收获了“剧团王子”的称号。有些学校的戏剧表演对当地村民开放，大约两个星期表演一次。每到演出，村民们排成几列在台前观看，学生们会分花生和饼给他们吃。

爱情的种子也悄悄在年轻人心里萌芽。有时情侣们会在周末去山顶散步，晚上出来喝茶、聊天。龙婉芸回忆，当时中大文学院门口有一根用于拦车的木条，很多时候，她就坐在木条上，同学、也即她后来的丈夫黄家教站在一旁，两人就这样一直聊着天，甚至忘记周围人来人往。

顾蕾看资料的时候，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那是1943年秋，韶关遭遇米荒，岭南大学的师生们决定去湖南买米，回程到达仙人庙火车站，这里距学校还有三里地，山路崎岖。师生们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工具自己运米，箩筐、水桶、布袋，甚至用裤脚装，在接龙搬运的过程中，没有人抱怨，有人还唱着歌。

这个苦中作乐的细节很打动顾蕾，她觉得，他们“把一件本来应该很艰苦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有乐趣的接龙游戏。学生毕竟还是学生，身上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朝气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她说，这就像影片的英文名那样，无论外界条件如何，“生活在继续”。

“学脉不断，已经很了不起了”纪录电影《同学们》还原的文献学家冼玉清剪影。片方供图

在坪石塘口村天文台，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取景框里曾捕捉到中国首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的身影。多年前，她的一句“我不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至今被视作时代的先声。照片上，邹仪新头发挽起，身姿优雅，正在天文台旁纪录观测数据，身后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地球之天只若沧海微尘，天上的华丽远不是渺小的地球人所能想象的。”邹仪新曾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中大数学天文系教师，邹仪新对报考学生的要求是，“个性不近者不读，聪明不及者不读，毅力不足者不读”。李约瑟曾在《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记录，当时邹仪新的教学条件简易，基本只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

即使这样，她也依然坚持教学、研究。1941年，三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带穿越我国中部大部分地区，邹仪新带领部分学生到福建完成观测任务。在那段时期，中大天文台依旧在持续着最前沿的天文学观测。

叶叔华后来回忆，自己正是在邹仪新的影响下走上天文之路。在她印象中，邹仪新讲话生动——叶叔华打趣，连树上的鸟都能被她骗下来。很多学生被她有趣的课程吸引，觉得天文好玩，数学枯燥，十几个人便一齐选了天文。她自己也从此深耕于这一领域，后来成为中国首位天文台女台长。

顾蕾认为，这正体现了师生之间的传承，“他们一定是受了当时先生们的一些鼓舞。”她说，就像邹仪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坚持仰望星空，有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如果一个老师有这种热爱，她的学生也会秉承，也会被老师的这种力量感召到。”

除了叶叔华，还有不少曾在粤北求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香港美心集团的创始人伍沾德也曾在迁至曲江大村的岭南大学求学。他的餐饮管理能力，在大村时期便已有所展露。

那时候，学生的伙食由当地商户或农民承包，价格贵，味道差，承包者后来甚至无理加价。以伍沾德为首的超社成员提出抗议，伍沾德索性自己带领学生自治会管理食堂，一学期过后，学生们的伙食费比之前的价格降低了30%，不少教师也过来食堂搭伙。

“其实他们就在尽自己的本分，并沿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他所有的那些精神上的呼唤，就在这条道上走，（只是）碰巧是在粤北。”谈及粤北的求学经历如何影响学子们后来的选择，黄海波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这群人这么有能量，这么肯坚持，做哪件事不成功？”

但在那个年代，日后能功成名就的其实是少数。中山大学校史馆馆长徐俊忠去过几次云南和粤北的办学旧址，在他看来，在当时图书资料缺少、实验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学子们“学业能够得到某种维持，学脉能够不断，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他看过某个人的档案。对方在1930年代留学美国，学的是化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他当过大学教授、小学教师、译报员，失业时卖过肥皂，后来在西南联大当过一年教授，没被续聘，“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他说。

1944年冬，日军分两路夹攻韶关，韶关各院校拥有的暂时安稳再度被打破。隔年初，日军逼近坪石，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培联中学等学校被迫疏散、撤离，部分没来得及撤走的师生或惨遭日军杀害，或壮烈殉国。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等院校纷纷踏上回迁之路，学脉在粤港澳各地延续至今。

顾蕾后来去过粤北许崇清的故居，彼时那里只剩下长满野草的残墙断瓦。她也去过王亚南开讲中文版《资本论》第一课的农舍，难以想象他当时就是在那样狭窄简陋的屋子里给学生上课。她特别感慨，“任何一个小小的陋室都拘不住一颗纯粹和奉献的心灵”。

影片在香港首映时，有观众问顾蕾，希望这部片子带来什么。她说，不管是在哪个年代，远去的八十年前或是现在，人们总会经历一些艰难时刻，但不管经历什么，“我们对生活还是应该怀着一种乐观、美好（的态度），去追求，去坚定自己生活的信念。我希望年轻人看到的是这个。”

南方周末记者翁榕榕

责编刘悠翔